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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吹乱侃] 谢馥春：一个民族品牌的死亡(转自洪晃)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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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09-12-19 14:24 只看该作者

谢馥春：一个民族品牌的死亡(转自洪晃)

来到这里，是因为偶尔看到一款胭脂，青色的牡丹，典雅的瓷盒，于是我记住了这个牌子——谢馥春
由于对这款胭脂的好奇逐渐升级为对这个品牌的好奇，查找网络，确看到了如此一篇让人伤心的文字

(编辑洪晃文海鸥摄影蒋懿刘丽杰陈博)农历八月，谢家的私宅——馥园里的桂树散发着浓郁的花香，26岁的谢箴斋静静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天亮。这一天他要祭祖。

   这是公元1915年的秋天，远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陆续评出了各种奖项，中国展品频频获奖的消息已经通过政府衙门传达给了各地商户，其中扬州“谢馥春香粉店”的香珠和鸭蛋粉得了两块银奖。作为谢馥春的第四代传人——谢箴斋要祭拜祖宗，告慰创下“谢馥春”名号的高祖谢宏业，并祈求先人保佑谢家的香粉店生意兴旺、世代相传。
   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中国袁世凯政府共在19个省征集展品十多万件，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农业、工业等产业水平。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共获大奖章56个，名誉奖章67个，金牌奖196个，银牌奖239个，铜牌奖147个，是31个参展国中获奖最多的国家。
   时间又过了近百年，世博会将于2010年来到中国，为了做好这个难得的庄家，举办城市上海在几年前便开始了准备工作，更多的中国产品将在2010年世博会上展示自己。细数当年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得到褒奖的中国品牌产品，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创始于清代道光九年的扬州香粉名店“谢馥春”作为幸存的少数品牌之一，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八十年，也是中国现存的民族化妆品历史最长的第一品牌。但鲜为人知的是，如今的谢馥春厂里已经没有一位谢氏的子孙，谢馥春曾经享誉世界的鸭蛋粉也只剩传说。这一年，谢箴斋生前最疼爱的孙女——谢乃安正在准备着一场针对“谢馥春”——这个百年品牌的诉讼。
第一块招牌——最好的香珠
   谢家的祖辈是安徽人，清初年间从歆县逃难来到了扬州。直到谢箴斋的高祖父谢宏业这一代，谢家依然还挣扎在贫困中。当时的穷人家总是把机灵的男孩送到商户中当学徒，期望能学成一门手艺以便将来能够养家糊口。谢宏业幼年起就在扬州的一家藏药铺里做小伙计。

2008年，对外开放的谢馥春厂门口，崭新的围墙里是拆老房子留下的瓦砾，二层院子是现在的工厂，参观是收费的。
   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流传着“杭州胭脂扬州粉”的说法，这是因为明清两朝皇宫里的妃子娘娘们使用的胭脂宫粉大多数是由这两个城市供应的。其中“扬州的粉”说的就是扬州老字号脂粉铺——戴春林。
   谢宏业在藏药铺当学徒的年代，戴春林已经是两百年的老店了，虽然名声在外，却是已经走向衰落的末期。戴家常在谢宏业当伙计的藏药铺里采购药材，那些都是用来制作化妆品的原料，这些对后来的“谢馥春“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道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藏药铺当小伙计的谢宏业在扬州下铺街租下了一小间铺面，挂起了两块牌子：一块横匾：谢馥春，一块竖匾：哈吗萨尔香珠。这两块招牌注明了店主的理想和经营项目。
   先说谢馥春，中国人历来取名号招牌讲究一个吉利，而谢字有凋零衰落之意，为了能弥补姓氏带来的不足，谢宏业便用了“馥春”二字来补足，取其香气浓郁如春天的鲜花的意思。而另一块招牌上的哈吗萨尔则是一句藏语，意思是：最好的香珠。那时的谢馥春主要营业的项目就是是藏香、香珠和草药。
   就在谢馥春开创的头几年，昔日鼎盛的戴春林濒临倒闭，谢宏业把戴家的几位大师傅高价请到了自己的店里，把牌号正式改成了谢馥春香粉铺，增加了梳头油、香粉等化妆品，戴家以“轻、红、白、香”而闻名的香粉产品从此换成了谢家的名号，开始行销。
   虽然承袭了戴春林的宫粉制作工艺，但出身贫寒的谢宏业并没有把自己的产品完全定位在高端，而是研制了很多种面向老百姓的新品种，其中最受欢迎的要属梳头油和鹅蛋粉。

幼年的谢乃安和父亲谢崇德、母亲汪礼珍。
   凭着一丝不苟的经营，谢馥春没有几年，就积累了可观的资本，谢宏业便在徐凝门买了一处房产，把店铺搬了过去，并娶了一位戴姓的女子为妻，这位戴氏出身殷实人家，家中有四个哥哥，是父母的独女，虽说在娘家娇惯着长大，但为人善良勤恳，有传说是这位戴小姐自己看中了谢宏业，在21岁那年嫁到了谢家。
   戴氏为谢宏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谢怀。谢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时局却是紧张得要命。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太平天国运动闹到扬州，有钱人都纷纷逃了，支撑一个小店铺的谢宏业舍不得辛苦赚下的产业，便自己留下守铺子，让妻子带着儿子谢怀、侄子谢淳躲到了仙女庙（现在的江都县）。
   太平军很快就攻占了扬州，战争反复多次，历时14年。在这期间，谢宏业因病去世，一个乱世中的小本商人绝望地独自离开了人世，他来不及对逃难的妻儿交代后事，更加无法想象那一块“哈吗萨尔香珠”的招牌还会再挂一百多年，而谢家“最好的香珠”还会有一天在美国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银奖，享誉世界。
   戴氏夫人和谢家巷
   谢宏业在扬州去世时，他的妻子戴氏带着儿子、侄子在离扬州三十里外的仙女庙避难，一直等到扬州城里的战事稍稍安定，才知道丈夫已经去世，而且店铺、家当已经被抢劫一空了。

谢崇铉老人的雕花木盒，是他十二岁离开扬州时妈妈给的。当时有两个，一个装着金条，一个装满了珠宝，如今，盒子里只有不肯打开的回忆。
   来仙女庙避难的不止是谢家一家人，昌盛一时的扬州城里向来不乏有钱有势的人家，如今这些人大多躲在仙女庙，由于仙女庙还处在清军的势力范围之内，太平军也没有来占领的意思，一时间成了避难的最佳地点。这些富人逃难的时候都是把自家能拿能带的细软带在身边，一两年下来，对回到扬州便没了指望，反而安心地想起过日子来。很快，一条百业具备、歌舞升平的商业街—菜市路便形成了。
   再说那随着戴氏逃出来的谢淳，本来是谢宏业的远房侄子，因父母早逝，就跟着叔叔谢宏业在店里当伙计，由于是本家子弟，一直受到谢宏业的器重，对于产品的配方和经营的细节都很了解。得知谢宏业去世后，谢淳就和婶子戴氏商量，把谢馥春的招牌继续下去。
   于是，戴氏就在菜市路上买了一处房产，由谢淳主外做起了香粉店的生意。
   这一年是咸丰五年，在仙女庙的谢馥春香粉店共经营了八年。
   仙女庙的八年，谢馥春不但招牌没有倒，反而积累下了很多财富，谨慎的戴氏开始置办土地，并为儿子谢怀迎娶了当地一位地主的女儿——程氏，这程氏带来的嫁妆相当可观，并为谢家生了第三代传人，取名——谢松浦。
   同治三年（1869年），谢馥春的第二代独子谢怀突然暴病而逝，戴氏和程氏两代寡妇决定离开江都这个伤心的异乡，回到扬州。
   如今谢馥春在扬州市国庆路上的店铺就是当时戴氏和程氏婆媳二人买下的，谢馥春香粉店的招牌再一次悬挂在扬州的闹市街头。由于连年战乱，扬州的脂粉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里的老字号多数已经人去楼空了，而复业后的谢馥春很快兴旺起来。于是，谢家几个月后就选址还不算繁华的郊区瓦匠营买下了百亩田地，开始兴建谢家大院，也就是现在的谢馥春化妆品厂的地点。
   戴氏和程氏两代寡妇守着一个独苗—谢松浦，自然当作心肝一样的疼爱着，加上谢家的生意日进斗金，这谢松浦便长成了一个纨绔子弟，而店里的生意则一直仰仗着谢淳。
   作为第三代传人的谢松浦好像一直也没有自己经营谢馥春，反倒是母亲程氏和祖母戴氏支撑着谢家的生意和日子。瓦匠营的谢家大院盖起来了，按照中国传统的手艺人家的格局，前面是厂，后面是家，私宅里格局精致，除了各种品类的桂花树，还引进了洛阳的牡丹花。现在的谢馥春厂的院子里，还有三株当年的牡丹、三棵当年的桂树每年应时地开花。
   谢家大院的门前有条土路，多雨的扬州使这条小路总是很难走，戴氏和程氏婆媳俩便出钱修了一条石板路，这条长约两百米的石板路就被周围受益的穷人称作谢家巷，直到今天还在
   十七岁的掌柜——谢箴斋
  谢馥春第三代传人—谢松浦娶妻陈氏，两个人共有八个孩子，其中七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清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谢家大院送出去的红蛋数量巨大，因为谢家的第四代终于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丁，这个金贵的男孩取名—谢箴斋。这谢箴斋所处的环境虽说和父亲的很像，家里一大群女人（祖母、母亲、七个姐妹）都宠着这一枝独苗，但他的个性却跟父亲有天壤之别。他天性聪颖勤奋，十岁起便在厂里帮忙、学习，十三四岁的时候，不但完全掌握粉、油、香品这三样谢馥春产品的制作工艺，而且已经可以在店里应酬了。
   从1905年开始，十七岁的谢箴斋正式成了谢馥春的掌柜，这位年轻的商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充满了好奇心和革新的冲动。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远在北京的袁世凯、张之洞向光绪帝递交了《请废科举折》，为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奏响了尾声，也是这一年，一个名叫孙中山的年轻人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立志要改变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制国家。
   两块巴拿马博览会银牌——鸭蛋粉和香珠
   谢箴斋在巴拿马拿到的两块银牌，是凭着他对祖传产品配方的改进而获得的。中国的传统香粉大多是由两种母粉所制，一种是豆粉，一种是铅粉，这也是成语“洗尽铅华”的由来。但是铅粉是有毒的，而谢箴斋在改良谢馥春的鸭蛋粉时，按照戴春林的秘方，以豆粉为主，加上少量铅粉作为母粉。旧时的香粉大多是散粉，用纸质或木制的盒子包装，也有高档的产品用漆盒、银盒或镶嵌珠宝的盒子包装。无法查证从什么时候起，谢馥春出产一种椭圆形的块状粉，因形状大小与鹅蛋相似，就取名鹅蛋粉。这鹅蛋粉由桂花、玫瑰、栀子等鲜花熏染而成，又因分别以秘制的配方加入了冰片、麝香、桂圆等中药成分，有了各种不同的功效，比如祛痘、祛斑等，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成了谢馥春的招牌产品。

现在的谢馥春厂门口出售给游客的“巴拿马奖牌”复制品。
   由于鹅蛋粉复杂的工艺和生产周期过长，显然已经使谢馥春的产品在和西洋化妆品的竞争上处于劣势，年轻的谢箴斋开始尝试使用法国香精。经过对传统工艺的改造，谢馥春的鹅蛋粉不但缩短了制作时间，还在香型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当时的中国，能够使用香精的工厂寥寥无几，而舶来的香精更是价格惊人，据谢箴斋的四子，谢崇铉老人说，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谢馥春所使用的香精也是用金子计算的。由于用料珍贵，谢馥春开始出品鸭蛋粉，即比过去的鹅蛋粉要小很多，但形状不变，鸭蛋粉要比鹅蛋粉价格更高些，为的是走高端市场，直到现在上海还流传着，在民国时期名伶因没有鸭蛋粉不肯化妆的故事。
   自从香珠和鸭蛋粉拿到了国际大奖，扬州城里的谢家香粉店就成了一景了，除了那些本乡本土的老主顾，就是来扬州的游客，甚至从上海赶来买鸭蛋粉的时尚太太小姐。由于当时扬州的水运很昌盛，而东南亚做生意的人也必定经过这里，所以谢馥春的胭脂香粉也自然作为中国特产流入了南洋各国，尤其在当地的侨民中有很大的影响，直到2007年，复产的谢馥春鸭蛋粉在网络上销售，就有很多东南亚的人惊喜地说童年时看见老辈的人用过这种化妆品。
   回到故事的开始，1915年秋天，用巴拿马奖牌祭祖的谢箴斋不过26岁。对于谢馥春的未来他还有更多的想象。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近100年后，在世博会开在谢馥春家门口的岁月，他心爱的孙女正准备打官司，企图保存家族的一点尊严。
   从扬州首富到偷漏税入狱
   谢箴斋个子不高，有点微胖，年少时娶妻闵绣云，闵氏为人温柔善良，夫妻俩一生恩爱和睦。二人育有四子两女：长子谢崇华、次子谢崇德、三子谢崇光、四子谢崇铉、长女谢婉美、次女谢媛英。

谢箴斋生前唯一的照片。
   谢箴斋一生虽然聚集了大量财富，把谢馥春带领到了鼎盛时期，但平日里却是一个简朴的人，对儿女的规矩也是非常的严厉。在谢家，只要老爷谢箴斋说话，儿女必然垂首站立一旁，没有父亲的话是不许坐下的。谢箴斋除非是生意场上的大型应酬，平日里就是土布的长衫和小褂，民国后剪了辫子，就一年四季地戴着瓜皮小帽。他要求儿女们只穿布的衣裳，女儿和儿媳虽然都有绸缎和真丝的旗袍，但一般也是不穿的。虽然自己出产桂花油和鸭蛋粉，但谢家的女儿们只用刨花水梳头，并不涂脂抹粉。
   谢馥春的厂子和家一直在一个院子里，厂里的工人也多是世代在谢家工作，平时伙食是由厨房统一做的，不论是少爷小姐还是长工短工，吃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谢箴斋本人有特殊的待遇，就是中午要吃三个糖水荷包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据可查的政府记载：谢馥春产业共计：店员、工人共41人，店内流动资金合华中币（建国前期，由中共临时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22亿元，房产31处、田地2400余亩。
   1949年11月，扬州15家香粉店联合成立了香粉业同业公会，推选谢箴斋为理事长，而当时扬州的香粉业中谢馥春的营业额占96%。直至解放初期，谢馥春一直都是扬州香粉业中利税最高的商家。抗美援朝期间，豫剧名伶常香玉和她的剧社捐了一架飞机，一时间成为大江南北脍炙人口的壮举。谢箴斋那时捐了半架飞机，也就是当时的人民币2.5万元。对比起常香玉，谢箴斋的半架飞机怕是只有扬州人知道，并且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记得。
   在另一份政府文件的记载当中，有这样的数据：1950年至1952年，谢馥春的工业产值分别为14万元、15万元、15.9万元，利税总额分别为4.9万元、5.4万元、5.75万元。这里有个类比的品牌，就是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同时得了金奖的茅台酒，官方的数据显示，合营后的茅台酒厂直到1962年，才达到年盈利6.5万元。
   1952年2月28日的《苏北日报》上刊登了谢馥春厂里的19位工人的联名信——要求政府严惩奸商。同年3月8日，又发表了谢馥春厂记账员田某的《我划清了阶级界限，检举了奸商》的文章。于是，当时的扬州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组，进行调查，虽然谢馥春的资方（即谢箴斋）拒绝承认，但还是确定谢馥春为—完全违法户。
   在政府档案里，对于当年谢馥春违法行为的查实记录这样写着：一、解放三年来，对人民政府税务干部四人和人民法院书记员等人，以华中币、人民币及实物等方式行贿，达人民币629元。二、为达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之目的，资方采用“拉过去”的方式，向税务干部进行腐蚀拉拢，每当国家调整税率时，资方即能提前知道并做好准备，先后有11次之多，三年中共使公家税款损失达1700元。
   就是这1700元钱，要了谢箴斋的命。
   长孙女谢乃安和爷爷
   谢乃安是谢箴斋的次子谢崇德的长女。因她出生那天奶奶急火攻心去世，于是谢箴斋给孙女取乳名：大安。

解放后，谢崇德、谢崇光、谢崇铉三兄弟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中间抱着的婴儿是谢开韵。
   1952年冬天，是谢乃安一生里最冷的一个冬天，中午时，刚刚放学的她跑回家，刚进了和父母同住的前院，老婆婆就过来跟她说：大安，你爷爷叫你呢。
   这一天对八岁的她来说，丝毫没有任何的预兆。老婆婆替她摘下了蝴蝶结形的围巾，让她自己跑进了爷爷住的后院。
   爷爷每天都会在午饭后，去辕门街（如今的国庆路）的门店上去，晚上往往要很晚才能回到家。爷爷的午饭每天都会有三个甜的荷包蛋，每天爷爷都会只吃两个，给心爱的孙女——大安留下一个。这一天，爷爷仿佛已经吃完了，只是拉着大安的手，把孙女看了又看：大安，要好好学习啊，以后爷爷不在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大安一一地点头，看爷爷戴好了惯常的瓜皮帽，自己也急着到前面去吃那一个荷包蛋，但爷爷又拉住了她：大安，先别吃饭去，陪爷爷到门口吧。黄包车已经在大门外的谢家巷等着了，爷爷搀着孙女走出了大门，坐在了车上却不肯马上走，又拉着孙女过来，把听话和好好学习等话嘱咐了一遍，大手在孙女的头上抚摸了多次。那一天，爷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天黑后回家，那一天是谢乃安最后一次听爷爷说话。
   第二年的夏天，也是一个中午，爷爷回来了，不是坐黄包车，而是让人用一块门板抬回来的，谢箴斋那一年六十五岁，谢乃安九岁。
   最后的盐商小姐汪礼珍——一生的住宅都成了旅游景点
   汪礼珍是谢箴斋的二儿媳妇，也就是谢乃安的妈妈。
   2007年5月，汪礼珍九十岁生日，扬州的媒体纷纷采访老人，以最后的盐商小姐的身份和谢馥春最后的见证人的经历报道了老人的生平。但老人绝对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曾经庆祝她生日的城市，在大年二十九将她从家里赶了出来，九十岁的老人不得不离开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住到小女儿家。

2008年，谢馥春厂美女馆的角落里，这个粗糙的人像，被称为"戴氏夫人"，因为谢家的子女反对，这个人像并没有文字说明。
   汪礼珍出生于1917年，是扬州著名盐商汪竹铭的大女儿，就在汪礼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和三个叔叔兴建了汪家私宅—汪氏小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门票三十元）。院子虽然不比“何园”、“个园”那么大，但结构紧凑、建筑精美，现在是扬州保护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
   汪礼珍在汪氏小苑中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那是1937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一。这一天的汪氏小苑灯火通明、高朋满座。汪礼珍一直记得当天自己的打扮：白底红花的旗袍、胸前的镶钻蓝宝石胸针是父母的生日礼物。这是盐商豪门最后一个辉煌时光，因为此时，日本侵略的炮火已经隐约可见，五个月后，扬州倾城沦陷。
   就在生日过后不久，汪礼珍随家人逃亡上海避难，走之前，汪家把带不走的好东西悉数放在二伯父房间里的“藏宝洞”内，大小姐汪礼珍放进去的皮箱里，仅旗袍就有一百多件。
   清晨的扬州城笼罩在不详的宁静之中，汪礼珍和家人分别乘坐五六辆黄包车匆匆地赶往关东古渡口，先是乘船去兴化，再转道连云港，再乘船去上海。
   这漫长的逃亡之路容不得花样年华的汪礼珍多带行李。能值点钱的也就是她的裤腰带上栓了一根长长的金链子，另外几个镯子、戒指和一本书放在一起，这本书是《红楼梦》。那是少女汪礼珍最喜欢的书，这位盐商的千金小姐拿自己跟荣宁二府的小姐们相比，总觉得自己是小门小户的女孩。

1937年，20岁的汪礼珍在上海，这辆车是她叔叔的，她每天都会坐车去听戏。
   1944年，26岁的汪礼珍和8岁时就订婚的谢崇德在上海结婚，并随丈夫结束了六年的避难生活，回到了扬州。
   当汪礼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时，二伯房内的“藏宝洞“已经空空如也，汪氏小苑在日本侵略军当作营地驻扎之后，早已成了一座空宅。汪礼珍显赫的娘家繁华已逝，她住进了相隔不过百米的婆家——谢馥春（2008年谢馥春厂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票价十二元）。
   在谢箴斋正式被捕之后的第三年—1965年，谢馥春从私有企业改变为公私合营。公家不希望谢家仍然住在谢馥春的院子里，所以，谢家兄弟只能分别带着家人搬出了谢馥春的大院，政府找了两处房子作为交换安置了两家人。谢崇德和妻子、三个女儿住进的这个小院子是三间正屋的老宅，谢家住进来时并不知道它比谢馥春还要古老，更不知道这是清代著名的城南书屋。直到2009年春节，汪礼珍无奈地为开发旅游腾地方，至此这为92岁老人一生居住的3处宅子都成为了扬州的旅游景点。
      谢崇德、谢崇光——最后的相约
   2007年12月23日、12月25日，同是晚上九点37分，谢馥春第五代传人谢崇德、谢崇光两兄弟相继离世，分别为88岁和86岁。当地报纸做了报道，标题：是命运的偶然，还是生命的约定？

谢崇光的房间里的柜子，还跟他在的时候一样，所有的容器上都有细致的标签。
   两兄弟一生相随，少年时一起去上海上学。有一年，扬州城爆发伤寒，大哥谢崇华不幸早逝，两兄弟便回到了扬州，在谢馥春厂里协助父亲。
   谢箴斋去世后，谢崇德便做了厂长，管经营，弟弟谢崇光负责工厂的技术。公司合营，谢崇德作为私方代表出任谢馥春的副厂长，谢崇光继续主持谢馥春的产品开发工作，曾为谢馥春带来丰厚效益的驱蚊油、珍珠霜等产品都是由谢崇光研制的。
   五十几岁的穆鸿骏现在自己做化妆品香料的生意，他24岁插队回城参加了工作，从知青点回城，进了厂就跟着谢崇光做了学徒。当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并不提倡师傅、徒弟这样腐朽的关系，但穆鸿骏却终身认定自己是谢崇德的徒弟，说话便以师傅相称，并一直为自己是谢家的徒弟而感到自豪，关于谢馥春在八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只有在他的讲述里得到一些细节。
   如今说起珍珠霜，年轻的女孩几乎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但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却是个稀奇的产品，只有几个出口厂家能做。谢崇光听说后，就下决心自己开发珍珠霜，由于传统的雪花膏和珍珠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雪花膏擦在手上，没有粘性和延展性，作为一个老厂来说，想要做出时髦的珍珠霜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谢崇光决心要做出自己的珍珠霜。

2008年夏天，笔者在谢馥春厂所拍，这位女工正在手工制作鸭蛋粉的母粉。
   小剂量的试验有了进展，就要到厂里的生产线上做试验，白天工厂要生产，等工人下班后，谢崇光和徒弟们才能用反应罐等设备，有时候几天几夜大家都不能回家，反复地试验和面对失败都是必然经历的过程。
   驱蚊油—现在也能在谢馥春的店里零拷到，价钱比“六神”低很多，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当年开发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谢馥春工厂是传统的化妆品工厂，设备很简陋，手工制作比例较大，但驱蚊油是属于大化工的范畴，谢馥春厂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按照设计的程序，投入反应炉的原料，要经过70几个小时后，另一端就会流出清亮的油。穆鸿骏现在也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开发的情景：师徒几个人苦苦地守在生产线上，眼巴巴地等了七十几个小时，从管道口流出的却是像味精一样的晶体。
      如今，谢崇光已经走了一年啦，他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老样子：桌子上的笔记工整地写着各种配方，一本厚厚的、破旧的英文化工词典上放着一瓶珍珠霜，两个低矮的柜子密密麻麻地摆放着装满试验原料的瓶瓶罐罐，调配香料用的小贝壳上还写着原料的名字和克数。

谢崇光在谢馥春厂院子里的照片。
   谢崇光在退休后的这些年，对谢馥春的情况非常痛心，并希望能通过回忆来记录更多的工艺方法，但谢馥春已经由不得他们了。我在第一次去扬州的几天里，蹬着人力车的老王是我的第一个消息来源，他听说我要找谢家的人，马上说他知道，并把谢乃安的家指给我看：那是谢馥春的大小姐呢。老王说自己祖辈是扬州乡下人，还说去年谢家的两位传人去世的时候，谢馥春厂正在拆谢家的老宅，两位老人的去世是因为动了谢家的祖脉呢。老王的话让我无语，透过谢馥春现在崭新的青砖围墙，满院的建筑垃圾证明了工厂和老宅大部分确实已经不在了。
   谢南平——她的名字曾是父亲的罪证
   1956年出生的谢南平是谢崇光的第五个女儿，她是谢家第五代的九个女孩中唯一一个没按照家谱取名的人。

2008年冬天，谢南平的奶爸、奶妈要过八十大寿。
   谢箴斋死后，偷税案的罪却是没有免的，谢箴斋的四个儿子在扬州的有谢崇德和谢崇光两个，总要有人继续服刑，由于谢崇德身体一直不好，于是，身体较为强壮的谢崇光便顶替了去世的父亲被关押起来，也就是这一年，谢崇光唯一的儿子夭折了。丧父、失子、身陷牢狱，谢崇德在两年里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最后的羁押地是远离扬州的南平县，江南的冬天并不像文章里描绘的那么温婉，虽然因为谢崇光老人的去世，那些艰辛无法重新描述，但南平总是记得爸爸念念不忘的是：同期服刑的人夜里去井台打水，天亮时被发现已被冻死，却保持着打水的姿势。1955年，谢崇光被允许回家，第二年，小女儿降生，他没有按照族谱给小女儿取名：安，而是取名叫：南平。到了文革时期，再次被揪出来批斗的谢崇光被造反派质问：为什么你的女儿叫南平？谢崇光倔强地回答:为的是我忘不了在南平的时光。年龄还小的南平总是奇怪为什么自己不像姐姐们的名字那么好听，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是父亲挨批斗的一项罪证。
      文革的时候，小南平总是不敢在谢馥春厂门前经过，因为工厂门前总是有两个坏分子一边一个地站着，有时还挂着可笑的大牌子，那两个人一个是疼爱她的二伯，另一个则是爸爸。
   谢南平是爸爸失去了小儿子后的一个女儿，所以她也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
   谢家的姐妹都是奶妈带大的，按照当地的习俗，她们称自己的母亲叫“姆妈”，称自己的奶妈为“妈妈”，每个女孩都由自己的“妈妈”带大，被自己的奶妈、奶爸疼着，成年以后也依然和奶妈家保持着亲人的关系，像子女一样地来往。
   南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妈妈”抱回了自己家。当时奶妈刚生了第三个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她给别人当奶娘，但奶妈却舍不得把南平送回去，抱在怀里看着她贪婪地吃奶的样子，哪有亲生、不亲生的分别。南平几乎就是在奶妈家长大的。到了十几岁，南平下乡，奶妈便在家里哭，每个人每个月半斤定量的油舍不得吃，留起来给乡下的南平送去。
   南平一生最希望的就是跟着父亲学习祖辈留下来的那些神秘的技术，但她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能如愿，就算在谢馥春厂的那几年，她也只能在仓库里工作，几经申请都不能转到父亲负责的技术科。
   2008年十一月，奶爸、奶妈就要过八十大寿了，南平来到奶妈家，和妈妈商量办寿的事。现在，南平的父母都不在人世了，跟奶妈也都去世了的姐妹比起来，南平多出了有奶妈、奶爸疼着的幸福。进了门，南平先把一个红包塞给妈妈，又凑到耳边唠叨着请客的事。奶爸不说话，远远地坐着，只有眼神跟着南平的身影转来转去。
   谢澄安：114天和42万5千8百58元
   谢澄安是谢崇德的三女儿，也是第五代中唯一做过谢馥春厂长的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谢澄安的大姐谢乃安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内蒙工作，二姐谢锡安高中毕业后，虽然成绩很好，却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没有资格考大学下乡到农村去了。1965年，南平小学毕业，学校里停课了，11岁的谢澄安失学在家，每天看到的就是打砸抢，家里反复地被红卫兵抄，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用砖头支起一个锅来做饭就是全家的生活了。直到67年才上了初中，70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了扬州有个可以安排毕业生进厂的政策。由于家里成分不好，上学的前途确实太渺茫了，于是，谢澄安在父母的支持下放弃了继续求学，随着分配工作的大潮进了工厂。

三轮车的车主们喜欢把游客带到谢馥春的门口，讲不同版本的谢家的故事给他们听。
   15岁的谢澄安第一份工作是仪表厂的焊工，小姑娘不怕辛苦，认真地跟着师傅学习火焊，但没过多久就得了甲状腺肿大。要求调换工种的要求被革命委员会批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娇气！这个娇气的小姐由于成分不好，虽然参加了工作，但并不是人人羡慕的“全民工”，而是“大集体”。直到八十年代，谢崇德、谢崇光两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再加上改革开放中也兴起了“百年老厂后继有人”的热潮，大姐谢乃安便拿家里的宝贝——巴拿马的奖牌借给厂里为条件，换得了谢澄安与三叔的小女儿谢南平一起转成了“全民工”，并调进了谢馥春化妆品厂。
   两个人进厂后，作为谢家的后人，两个人都想跟着三叔学习技术，但厂里就是不同意，南平做了仓库的保管员，谢澄安下了车间，在生产线上做了工人。后来，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市场化需要，性格泼辣、开朗的谢澄安转到了销售科。从1984年进厂到1994年，谢澄安从普通的工人做到了生产科长。
   时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给谢馥春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也带来了致命的灾难。九十年代里，先是厂长腐败，竟然在外面私开小工厂，仿冒谢馥春的产品进行销售。后来又有被当时著名的“绿丹蓝”公司的假合资的骗局伤害，2000年，谢馥春几经改制的折腾，终于走向了改制的道路，谢澄安被选作了董事长，但她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由轻工局局长、改制工作组的组长等十来位领导找谢澄安一谈就是三天，满腹顾虑的谢澄安才算答应试试看，于是，股份制的工作在谢馥春厂算是开展下去了。这一年的9月12号，谢澄安正式成为在谢家第五代传人中唯一做过谢馥春厂长的人。
   谢澄安说化妆品行业是有季节性的，产品的销售主要靠下半年。自己一上任就是九月份，眼看着销售旺季就来了，但厂里连买原料的钱都没有。由于前面的那些折腾，谢澄安接手的谢馥春早已经负债累累，扬州市的各个银行共有尚未偿还的欠款几千万，别说是贷款，银行没有来收设备已经是由政府做担保才能维持的。没有办法，既然这个厂长做了，就得自己找出路。于是，谢澄安自己便筹款了十五万作为原料款。头三个月，谢澄安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生产和销售全都自己抓。有了一点原料钱，她就按照叔叔谢崇光的介绍去上海找上海建成香料厂的人了，那些做香精等的人也都敬重谢馥春老一辈人的德行，便在档案室里找出了十几年前的配方，还跟谢澄安表示，还按照当年跟谢馥春签订的合同价格继续独家供应。
   能赊的就赊、能借的就借，等原料弄到了，可以生产了。当时，由谢崇光研制的“葆春霜”是谢馥春最畅销的一个产品，前几年的混乱早已经搞得假货满大街了，谢澄安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改换包装。为了标示正品，谢澄安在新包装上加上了“百年老厂建制”六个字。
   谢馥春的新包装产品上市便销售得很红火，车间里开始需要每天加班，过去对工厂失望的工人开始恢复信心，但一些恶意的流言开始在工人之间传开了：谢馥春的后人又要把厂子买回去了，大家又要没饭吃了。一些人开始逼着谢澄安辞职。
   2002年的1月6日，谢馥春的股东大会，谢澄安做了最后的厂长报告，说明了至2002年的2月份，自己作为厂长，不但给大家发全额工资，还给全厂人补发了五个月的工资，补交了所有人的九个月的养老保险金，并在厂里的账上剩下了42万5千8百58元。这些都是谢澄安上任114天所做的成果。
   2003年，谢馥春只剩下了一块牌子，厂里对外宣称歇业，对内按照破产的方式把全厂三百多名职工解散了，谢澄安和南平都按退休办理了手续，离开了谢馥春，114天和42万5千8百58元这两个数字成为她和谢馥春的没人记得的历史。
      谢开韵的家族记忆
   谢开韵是谢家四子谢崇铉的儿子，他对家族的记忆是从一本半夜里找不到的毛主席语录开始的。
   1964年出生的谢开韵至今和父母住在上海的老房子里。周末的下午，女儿和妻子去买菜了，父亲像往常一样在白天里点着台灯看报纸，桌子上排着几只装有小虫子的有机玻璃盒子，几只小虫此起彼伏地叫得起劲儿。老房子的墙上挂着谢开韵和妻子的结婚照，看得出墙纸等装修是十几年前他结婚的时候的，现在太多的杂物堆得整个房子显得很窄小。一台超大的电脑屏幕在墙角闪着蓝色的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有些突兀，今年46岁的谢开韵是一名计算机专业老师。

2008年11月，谢崇铉在上海的家中。听盒子里的小虫鸣叫是他幼年起的爱好。
   从我进门开始，谢开韵就开始依照父亲的指示，给我拿好吃的冰淇淋，又找出老照片，然后默默地陪在一边听我们的对话。有时候，我不得不打断谢崇铉老人的话，扭过头去向谢开韵寻求帮助，他便耐心地把父亲的上海话翻译成普通话给我。
   有时候，记忆是由其他人对事情的讲述来完成的，64年出生的谢开韵也说不清自己的记忆是年幼的自己的，还是由母亲的讲述来修复的，明晰的是这个记忆在心里的隐秘的痛，年过不惑的他只说了一句：红卫兵半夜里来抄家，让父亲找毛主席语录出来念，他怕到找不到......泪水瞬间流下来，他就一直擦啊擦，很久很久说不出话，很久很久擦不干。
因为害怕八十几岁的谢崇铉老人伤心，我告辞离开，和谢开韵在上海的街上走出去两站路，找到一个下午营业的西餐厅坐下来，谢开韵的眼睛依然红着，他说父亲不愿意回忆过去，说父亲自从祖父去世后再也没有回老院子，连很少有的回扬州，也绝不肯在离哥哥家百米之遥的谢馥春厂门前经过。
   时间是个坏东西，隔得长的找不到痕迹了，隔得短的又因为伤痕还在而无法揭开。谢家的第四代的长子早逝，谢箴斋死后，谢馥春公私合营时，谢家的二儿子谢崇德作为私方代表任副厂长，一家人搬出了谢馥春，在百余米的小巷里租了一个小院。三儿子谢崇光留任厂里当了技术人员，一家人在不远处租了另一处住宅。
   谢开韵一岁时，第一次回到扬州，谢家的三兄弟照了一张全家福，谢开韵被抱在妈妈的怀里，照片上还有他九个堂姐。
   谢开韵对三伯父更熟悉，谢崇光因为在厂里负责技术，所以每个月都会来上海买香精，当然就要到弟弟的家里看看。在三伯父带来的故乡消息中，有些是父亲谢崇铉和儿子谢开韵都不想说出来的。
   2008年的十一长假，谢开韵陪着几个从国外回来的大学同学去扬州，在已经开放了的美女馆里参观，问门前的导游小姐戴氏夫人的像在哪儿，小姐指着一楼后面一个冷清的堂屋里一个美艳的蜡像给他。谢开韵和那个做工粗糙的少女像合了一个影，表情很是谨慎。

后记：
   如今的谢馥春化妆品厂的崭新的青瓦院子在扬州古城区，一眼望去的石板路两旁是整齐的青砖小院，新修的仿古建筑像是叼着烟斗装老的少年，虽然清俊却也浅薄。高高地挂着“谢馥春”的招牌，大门口的专卖店里除了出售老包装的鸭蛋粉、胭脂、香囊，还有新产品——馥春钛，据厂长介绍是利用了先进的胚胎基因技术的。
   对谢馥春的探寻过程中，我很好奇，谢馥春作为一个商业名号现在的价值，现任厂长阚斌说2003年工厂改制的时候，曾对资产做过评估，但具体的数字是个秘密。2006年曾做过品牌评估，当时的价值是1200万。目前的谢馥春是扬州化工局下属的化工资产经营公司的其中一个企业，并获得了“中华老字号” 的称号。为了把老字号打造成新品牌，谢馥春有限公司还请上海的某策划公司策划了“美女馆”的概念，要把谢馥春厂的一部分做成免费参观的场地，并陈列十位扬州著名美女的形象，其中第一位就是谢馥春的戴氏夫人。
   由于谢家的后人极力反对陈列自己的先人，谢馥春美女馆里的戴氏夫人并没有像其他美女一样有鲜明的文字介绍，并且也不和其他美女一起陈列在展厅的二楼，墙上的谢馥春的传人的名字也是到了谢箴斋就没有了下文，对谢崇德、谢崇光的女儿们来说，这无疑是不能接受的态度，但已经没有人在乎她们和这一百七十年、价值数千万的品牌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谢馥春厂依然保留了国庆路上的老店，零拷的方式也继续经营着。在东关街的厂区门口，一座新的二层小楼，也挂了天下第一香粉店和谢馥春的牌号，店里还有两枚复制的巴拿马奖章，就奖章的所有权，谢家和谢馥春有限公司也是有分歧的。据谢乃安说，奖章作为谢馥春的私产一直在谢家保存，是八十年代初期，通过她本人，以让两个最小的妹妹（谢崇德的三女儿谢澄安、谢崇光的女儿谢南平）进厂为条件借给谢馥春厂的，但从此以后，谢馥春厂再也没有归还，两个妹妹也都在几年后下岗回家了。
谢馥春从2006年复产以来，推出了鸭蛋粉、桂花油、香囊、胭脂等四个经典品种，并开始尝试网络销售的办法。2008年8月，在谢馥春厂的工作人员带领下，我参观了崭新的厂房，工作人员很少，在一楼的车间里，两个女工正在制作鸭蛋粉，简陋而原始的工具和生产的少量都让人吃惊。
   就在我的采访进行过程中，谢乃安表示自己已经顺利地把祖父的五桶为记进行了商标注册。如今的谢馥春的鸭蛋粉上的商标是一个美丽的古代仕女头像，是谢馥春化妆品厂最近几年新注册的。
   当陈列着戴氏夫人的“谢馥春美女馆”九月份对外开放时，谢馥春有限公司想请谢乃安帮助做些宣传或做些回忆性的说明，都被她拒绝了。她已决心为祖辈留下的谢馥春三个字打场官司，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更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最为难的将是连被告是谁都无法确定，要面对的也许是一个工厂、一个公司，又或是一级政府、一种制度，但64岁的谢乃安决心已定。

2008年11月，谢馥春厂的院子里，一棵被拔掉的小松树在瓦砾中。
   因谢乃安年轻时患重病，一生没要孩子，把妹妹谢锡安的女儿贝贝（学名缪贝颖）当作自己的女儿。
   贝贝今年29岁，在北京的一家网站工作，是个敬业的技术型女孩，她叫谢乃安夫妇为好爸爸、好妈妈。也是好妈妈从小教她算账、理财，使她成为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新娘。缪贝颖的新婚丈夫李建国是东北人，两个人是大学的同学，李建国直到领了证才发现自己娶了一位名门之后，而跟他个头比肩的新娘总是把喝光的饮料瓶带回家，然后串了一串拿去卖，每当贝贝在朋友面前打开后备箱，把捡来的饮料瓶扔进去时，爱面子的李建国便大叫：小贝，你给我住手。两个人现在是房奴一对，计划四十岁以后就离开浮躁的北京，回扬州去，因为在那儿有些东西等着他们，还有些东西需要有人继承，那是一些已经不太连贯的家族历史，一些模糊神秘的香味儿，而不远处已经不属于他们的老宅佐证了妈妈们讲述的祖辈的故事。
   当我在11月再次来到扬州时，在阴冷的扬州档案馆里，我因没有证明身份的介绍信而被拒绝查看谢馥春的档案，只得到了一套两本的扬州志翻阅。在我冒名说是个宣传部的主任介绍来的，到人家打电话揭穿我之间的时间里，我在电脑目录上看到了很多让我现在依然遗憾的文件名字：谢馥春家属无理取闹的处理决定、谢馥春××年财务报告......那些资料是我做梦都想看到并写出来的，但我只能遗憾地和摄影师离开了，在阴冷的小雨里请蹬三轮车的老王送我们去吃富春包子。
   2009年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七，我在网上收到了缪贝颖转过来的链接，打开后确是一封汪礼珍老人写给温总理的一封信，说自己和女儿在大年里被强行搬迁的遭遇，信写得克制而简短，但其中的凄凉，让我想起秋天我去采访时见到的乐呵呵的老太太，心就疼起来，一个人三次被迫离开叫做家的房子，三处住宅被定位文物和景点，可能这样的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据说老人的信发到网上就瞬间被删了，贝贝说，外婆是哭着搬家的，无声地哭着。
   毫无疑问，当年谢箴斋清晨伫立的桂花厅明年在八月里还会桂花飘香，蹬三轮的老王运气好的时候会带着游客去参观，用他费力的普通话说谢家支离破碎的故事给人家听，寂寥的院子、崭新的牌楼，谢馥春——这个一百八七十年的故事，却已无祖可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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